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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白石传奇的一生,齐白石的润格和卖画生涯

2022-12-5 12:22| 发布者: 人民币收藏| 查看: 285| 评论: 0

摘要: 齐白石是以卖画为生的艺术家,特别在定居北京后,家乡的田产留给了老妻春君和她生的孩子,他在北京的生活——他和副室宝珠及宝珠生的孩子,只能靠卖画卖印维持。白石不经商,也不倒卖字画,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职教 ...

齐白石是以卖画为生的艺术家,特别在定居北京后,家乡的田产留给了老妻春君和她生的孩子,他在北京的生活——他和副室宝珠及宝珠生的孩子,只能靠卖画卖印维持。白石不经商,也不倒卖字画,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职教书,一切开支只能求助于卖印卖画。1926年前,他的父母在世,经济上仍要奉养老亲。在齐白石眼里,北京和湘潭两房妻子儿女是一个家,他必须兼顾两地,供应两地孩子的衣食、读书、工作、治病和行旅之用,负担是很重的。

齐白石 蝴蝶草虫 中国画

从做木匠的时候起,齐白石就靠手艺吃饭,所以他卖画卖印从不耻于要钱。迄今所知,白石最早的润格是1902年樊樊山给他定的篆刻润例:“常用名印,每字三金,石广以汉尺为度,石大照加。石小二分,字若黍粒,每字十金。”

这张润格在远游十年中一直使用。再往后是吴昌硕为他定的润格:“四尺12元,五尺18元,六尺24元,八尺30元,册页折扇每件6元。”(吴昌硕为白石定润格一事,渺之《白石老人逸话》说是1910年,不知何据。笔者在有关齐白石的文献中,尚未见到他在定居北京前提到吴昌硕的文字。此事存疑待查)

齐白石 牵牛花 中国画

定居北京后,齐白石多自定润格。在他客厅里,长期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:“卖画不论交情,君子有耻,请照润格出钱。”同年还有一张告白:“花卉加虫鸟,每一只加10元,藤萝加蜜蜂,每只加20元。减价者,亏人利己,余不乐见。庚申正月初十日。”齐白石卖画卖印,从不讲情面,除极个别亲友外,不论是谁,都要照价付酬,不能赊,不能减。他托人办事,或受人以惠,大多以送画为报,他把这视为人情与物值的交换,如果他感觉不合算,下次就不进行这类交换了。如1935年夏,周维善通过王森然赠白石画像,白石以一画相报;后王森然又领郑景康为齐白石拍照,并将所拍12张照片相赠,白石又报以画。但不久,白石在客厅挂了一张告白,说双方不合算,以后再有人照像画像一概不应酬。

齐白石有时请别人(如樊樊山、林纾等)写序文、题辞或纪念文章,也都依照对方的润例付酬,所谓“好朋友,明算账”,一点也不含糊。

齐白石刻印、卖画的润格并不很高,尤其是20年代初,比一般北京画家(如陈半丁等)还要低一些,二尺的扇面,只收2元,生活很是窘迫。他在《题菊鸟图》诗写道:“老萍对菊愧银须,不会求官斗米无。此画京华人不要,先生三代是农夫。”

齐白石 红荷图 中国画 1953年

自1922年他的画在日本卖大价(花卉一幅100元,山水一幅250元)以后,情况逐渐改善。1926年买跨车胡同的套院,是这种好转的标志。他刻了一方茶碗大的印“故乡无此好天恩”,意思说北京比家乡有更好的卖画环境。到1931年,他自写了《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》,明示“画刻日不暇给,病倦交加,故将润格增加”。增加后的润格是:“花卉:条幅二尺10元,三尺15元,四尺20元(以上一尺宽),五尺30元,六尺45元,八尺72元(以上整纸对开)。中堂幅加倍,横幅不画。册页:八寸内每页6元,一尺内8元。扇面:宽二尺者10元,一尺五寸内8元……凡画不题跋,题上款加10元。刻印:每字四元,名印与号印一白一朱,余印不刻。朱文字以三分、四分大为度,字小不刻……石侧刻题跋及年月,每十字加4元,刻上款加10元。”

齐白石 柏寿 中国画

1931年,齐白石的艺术已经进入盛期,作品水准有了质的飞跃,提高润格理所当然。但提高了的画价,并不比相应的北京画家高。同是1931年的润格,萧谦中屏堂每方尺12元(比白石高一倍),扇面每件14元(高出齐白石约4元)。周养庵三尺以内条幅16元,四尺以内20元(略高出白石),扇面、册面每件6元(与白石相同或略低)。秦仲文堂幅八尺56元(低白石16元),六尺40元(低白石5元),四尺16元(低白石4元)。萧、周年龄比白石小,在当时名声略相近,秦是小辈。而白石只比秦高,而低于萧、周。当时齐白石的画几乎供不应求,他把收入看得很重,对钱画交换的规矩把得很严,但在画价上却持低姿态,不知是什么原因,但至少可以知道,他绝非唯利是图的人。

齐白石 采菊图

更值得注意的是,他决不为了钱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。初到北京、还租住在法源寺时候,就写过这样一个告白:“余年来神倦,目力尤衰。作画刻印,只可任意为之,不敢应人示……作画不为者:像不画,工细不画,着色不画,非其人不画,促迫不画。刻印不为者:水晶、玉石、牙骨不刻,字小不刻,印语俗不刻,不合用印之人不刻,石丑不刻,偶然戏索者不刻。贪画者不归纸,贪印者不归石,明语奉告。濒生启。”

这段告白袒示了齐白石孤傲不同流俗的一面,如“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”“非其人不画”“印语俗不刻,不合用印之人不刻”等等,很有点像郑板桥一类有个性的画家。要卖钱,但不丧失基本的自由,不能被人驱使;顾主选择他,他也要选择顾主。在前述1931年《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》中,也有类似声明,如“用绵料之料半生宣纸,他纸板厚不画”“指名图绘,久已拒绝”“一石刻一字者不刻,金属玉属牙属不刻”等。诚然,为了挣钱,他有时也不得不迁就顾主,但正是靠了对艺术自由、个人志趣和独立人格的追求,齐白石杰出的艺术创作才得以成就。

齐白石 草虫菩提叶 中国画

《卖画及篆刻规例》声明说“白求及短减润金,赊欠,退换,交换,诸君从此谅之,不必见面,恐触恶急。余不求人介绍,有必欲介绍者,勿望酬谢……无论何人,润金先收”。把这样严苛的字句写入润格,在历来润格文字中是少见的。拒绝“人介绍”是为了拒绝酬谢,而介绍者必为熟人,这样的不讲情面,在画界也不多见。这同时也表明,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初齐白石已不愁卖不了画,而愁求画者太多,他要加以控制了。好友王森然为人祝寿而求画,先付20元,按照“每二尺10元,加题上款10元”的规例,老人只画了一张二尺多的,并不因王森然是朋友而增加尺寸。王森然感叹说,“论交若余者,其规例尚不能破,其严格可知。然海内慕先生书画篆刻,辇金以求踵相接,日不暇给”。

卖画不论交情,卖画也能交朋友。齐白石因卖画卖印而交的朋友也不少,有时还引出一些令人感叹的故事来。初到北京时,因卖画而交的一个著名朋友是胡鄂公。胡鄂公(1874-1951),湖北江陵人,号南湖,早年肄业于直隶高等农学堂,辛亥革命期间,曾先后任湖北军政府要职及鄂军水陆总指挥。后辞职北上,在天津组织北方革命学会,1913年任国会议员,又先后出任广东潮循道尹、湖北省政务厅长、北洋政府教育次长,20年代,创办过《今日》杂志,发起组织“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”。胡氏喜收藏,常光顾古玩店,因买画识齐白石并成为好友。白石《己未杂记》记:当年七月一日为胡南湖画《南湖庄屋图》,七月十五日为画《不倒翁》扇面。闰七月十八日,画篱豆赠胡南湖,引出胡南湖“报公以婢”的故事,极大地改变了齐白石在北京的生活。八月十七日,胡南湖在琉璃厂清秘阁以十元买白石所画六小屏,并大为称赏,白石“感南湖知画”而补作了郑重的题记。(此六屏现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,白石在《秋声》一画上加边题曰:“庐江吕大赠余高丽陈年纸,裁下破烂六小条,灯下一挥成六屏,倩厂肆清秘阁主人裱褙,裱褙成,南湖见之喜,清秘主人以十金代余售之。余自以为不值一钱,南湖以为一幅百金,时流谁何能画?余感南湖知画,补记之。”此跋在张次溪《齐白石的一生》、禹尚良《齐白石年谱长编》中都曾引述,但文字都小有差错。此条屏52cm×16.8cm,正白石所谓“六小条”者)

齐白石 竹笋蝗虫(工虫画册精品八开之三) 纸本设色 34cm×27cm 北京画院藏

除胡南湖之外,由卖画卖印而交的著名朋友,还有王森然、胡佩衡、王缵绪、须磨(日本驻华使节)、朱屺瞻、李宗仁等。王森然认识齐白石,是在1920年,那时他作为直隶高等师范的学生来京办事,在宣武门外东骡马市大街的一个地摊上看到一个老者卖画,用很低的价钱买了几张。那老者便是齐白石。后来王森然受重于蔡元培等,进入文化界,成为最早写文章介绍齐白石、并为他写评传的人,相交三十多年。

胡佩衡是金北楼的弟子,北京画家,并曾在琉璃厂开“豹文斋”画店。齐白石定居北京后,他就不断购卖白石作品,齐白石生平第一本画集《齐白石画册初集》(1928年)也是胡佩衡编的。胡佩衡本人的画与齐白石很不相同,但他对白石其人与画极为推崇,让其子胡橐师事齐白石,又与胡橐合写了《齐白石画法与欣赏》一书。早在编《齐白石画册初集》时,胡佩衡就写道:“先生性爽直,喜任侠,有古烈士风,故见有不平之事,即义形于色。嘻!世之衰也,人唯利是图,假艺术之名为自肥者比比然也。先生心洁面傲,借挽颓风,求诸今人岂易多得哉!”

胡佩衡的评价使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:齐白石卖画讲市场规则,但市场规则并不左右他的思想、个性和艺术。胡氏能画、懂画,又熟知艺术市场和收藏,齐白石与他的友谊,与买卖画有关,却又在艺术上真诚相知。这与不顾画只认钱、只管收入不顾友谊的画家,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

齐白石 寿桃

朱屺瞻与齐白石的友谊始于1929年冬。朱在画展上看到齐白石画与印,又经徐悲鸿介绍而知齐白石,但他不愿借助于徐氏与白石的私交求取齐氏刻印,而是通过上海荣宝斋按白石润例代办。自此而后,他不断寄款求印,到1938年已有四十石,1944年增至六十余石,遂自称“六十白石印富翁”,继而作《六十白石印轩图卷》,并请白石题跋。白石跋曰:“人生于世不能立德立功,即雕虫小技亦可为。然欲为则易,工则难,识者尤难得也。予刻印六十年,幸浮名扬于世,誉之者故多,未有如朱子屺瞻既以‘六十白石印’自呼为号,又以‘六十白石印’名其轩,自画其轩为图。良工心苦,竟成长卷,索予题记,欲使白石附此卷而传耶?白石虽天下多知人,何若朱君之厚我也?”

齐白石引朱屺瞻为“知己第五人”(被齐白石视为“知已”的,还有胡沁园、郭人彰、夏午诒、陈师曾、徐悲鸿),全由购求印石的“厚我”“知我”而来,虽十数年“睽隔千里而未尝一面”。直至1946年齐白石到上海开画展,才有缘面叙。二人的友谊,以买卖印和共同的艺术趣味为基,缺一而不可得。

齐白石 藕和蝼蛄(工虫画册精品八开之四) 纸本设色 34cm×27cm 北京画院藏

齐白石与王缵绪的交往,也始于王氏的求印购画。王缵绪(1887-1950),四川西充人,字治园,早年就学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,先后任国民革命军师长、军长、集团军司令、四川省政府主席等。约1931年,他托在京的友人请齐白石刻印,彼此通信,王氏一再邀白石蜀游,说入蜀可挣丰厚润资,并赠他一侍女,以为他“磨墨理纸”。白石作《梦游重庆》诗,曰:“百尺红素倦红鳞,一诺应酬知己恩。昨夜梦中偏识道,布衣长揖见将军。”并作序曰:“王君治园与余不相识,以书招游重庆,余诺之。忽因时变,未往。逐为万里神交。强自食言前约,故梦里犹见荆州。”

1932年7月,齐白石作《山水十二屏》赠王缵绪。这十二屏精妙绝伦,堪称白石山水画的极品。在其中《梦中蜀景》一屏中,题了《梦游重庆》诗。王治园所赠侍女名淑华,侍白石近一年。张次溪《齐白石的一生》纪其事,说齐白石没有接受王缵绪所送侍女:“他回信以年老辞,寄去二百元,嘱速遣嫁,写了两首诗:‘衣裳作嫁为君缝,青鸟殷勤蜀道通。向后从夫休忘记,罗敷曾许借山翁。’‘桃根一诺即为恩,旧恨新愁总断魂。又把红绳甘割断,永丰园里属何人。’”这两首诗应没有疑问,但说白石“以年老辞”,没有接纳此女却是假话。张次溪写此书应在白石逝世以后,因为时代环境的原因,他对事实真相有意作了掩饰,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。从白石这些诗及序可知,王治园送侍女,原本是给白石作妾的,因此白石才有“罗敷曾许借山翁”一类的话,但淑华没有与白石成亲,又让她还乡了,所谓“许放淑华”包含着许她嫁他人之意,亦即诗中说的“又把红绳甘割断”。笔者在90年代前期在湘潭访问白石后人,知白石放淑华,是因为她与宝珠关系难处,在白发红颜与家庭“安定团结”两者之间,白石最后选择了后者。淑华走后,白石作《许放淑华并序》纪其事:“淑华,蜀人王治园赠来磨墨者,侍余未及年。吾女爱其闲静,自婢入门,多吉祥(小儿女辈常弄火,火将上屋,两遇淑华扑灭)。欲求为儿媳,余许之。淑华不求妆奁,但求画一幅。余画鹦鹉与之,题一绝句:‘湘上青山好景光,能言鹦鹉莫思乡。太平桥外槐花下,亲手开笼欲断肠。’(此诗后改题为《别淑华》)”

齐白石 豇豆螳螂(工虫画册精品八开之六) 纸本设色 34cm×27cm 北京画院藏

1933年,白石蜀游未成行,但让他的三子齐良琨到四川走了一趟,给王缵绪带去手拓印谱四册。(重庆博物馆编《齐白石印汇》有白石题跋云:“此四本乃璜与姬人手拓,不欲赠人。今儿辈游蜀,璜无所寄赠治园将军,捡此令子如代呈,癸酉春齐璜。”)1936年,白石终于带着宝珠和两个最小的孩子到四川游玩,在成都等地为王缵绪刻印又作画。但这次蜀游,白石并不高兴,因为王缵绪原答应给他三千元酬金,只给了四百元。白石《蜀游杂记》写道:“半年光阴,曾许赠之三千元不与,可谓不成君子矣!”五年后,八十一岁的齐白石又在《蜀游杂记》末页题了两句话:“翻阅此日记簿,始愧虚走四川一回,无诗无画,恐后人见之笑倒也。故记数字,后知翁者,翁必有不乐之事,兴趣毫无以至此。”(渺之曾看过齐白石的《蜀游杂记》,说“在这本日记中,邀他游蜀的人名字都已涂去,但细看还是可以看出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四川军阀王缵绪。老人的‘不乐之事’,原来是上了军阀的当”。又记曰:“老人还有同一年的‘丙子账册’一本,记的都是画店送款收件的事,其中一页有横书‘补遗失’三个大字。下面写‘寄成都二尺二幅,四尺二幅。王缵绪收到隐瞒,已现实之,事情勿论,今补还荣宝,已免事”。可见王缵绪还白收过他的画,没有付账) 蜀游使白石老人对王缵绪这个“神交”有了认识,后来就不再往来了。白石口述自传谈及蜀游时,只说“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”云云,连王氏的名字也没指明。不妨说,他和王缵绪的关系,由卖印卖画始,亦由卖画卖印而终,在卖画卖印的背后,可以看到齐白石对于伦理人格的价值要求。

齐白石 独酌(工虫画册精品八开之二 纸本设色 34cm×27cm 北京画院藏

抗战期间,齐白石厌于日伪人员的纠缠,对卖画卖印有所控制。1940年,曾在大门上贴出一张告白:“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详告白:中外长官要买白石之画,用代表人可矣,不必亲驾到门。从来官不入民家,官入民家,主人不利。谨此告知,恕不接待。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。”不是不卖画,而是明言不愿意和日伪人员打交道。这样的告白,表现了白石老人的勇气和胆量。

齐白石卖画靠琉璃厂画店作中介,他和这些画店的关系很好,这种关系的标志是讲信义,保持作品的质量,画价的合理与稳定。荣宝斋为齐白石售画最久也最多。他与荣宝斋等画店的交情非常好。长期在荣宝斋工作的白石孙女婿萨本介说:“荣宝斋和齐白石的联系有诸多因素,但决定性的因素是相互的质。”这个“质”是什么呢?他解释道:“每天清晨,白石老人起床洗漱之后,照例吃他的那碗普普通通的挂面(天天如此,常年不变)。吃完稍事休息,养养精神,就走到画案前,带上套袖,第一句话就要问,有没有荣宝斋的笔单?如果有,那么每天清晨老人的第一张画就是给荣宝斋画的。”

齐白石 鹰 中国画

1946年,齐白石应中华全国美术会之邀到南京、上海办画展,“带去的二百多张画,全部卖出,回到北平,带回来的‘法币’,一捆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,等到拿出去买东西,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。”通货膨胀以至如此,书画篆刻真是不值一钱了。但白石老人总还要卖画卖印。1947年5月,白石老人自书了一张润格:“一尺十万(册页作一尺,不足一尺作一尺),扇面中者十五万,大者二十万。粗虫小鸟一只六万,红色少用五千,多用一万。刻印:石小如指不刻,一字白文六万,朱文十万,每元加一角。丁亥五月十八日。”这“一尺十万”“一字六万”,可真够吓人了!但“一个烧饼,卖十万元,一个最次的小面包,卖二十万元,吃一顿饭馆,总千万元以上”,这样一比,还算贵吗?白石老人感叹说:“人们纷纷抢购实物,票子到手,立即就去换上东西……他们异想天开,把我的画,也当作货物一样,囤集起来。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,订我的画件,一订就是几十张几百张。我案头积纸如山,看着不免心惊肉跳。朋友跟我开玩笑,说:‘看样子,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了。’实则我耗了不少心血,费了不少腕力,换得的票子,有时一张还买不到几个烧饼,望九之年,哪有许多精神,弄来许多废纸,欺骗自己呢?只得叹一口气,挂出‘暂停收件’的告白了。”

齐白石 大利

在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,齐白石不像王一亭、陈师曾、金城、吴湖帆那样有生活来源,可以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艺术目标或自由地游戏笔墨,也不像某些以赚钱、逐名为唯一目的,趋时迎合、卖掉才华、丧失艺术追求的“明星”。他兼取两者,获得了两方面的成功。相似的成功者还有吴昌硕、张大千等。

齐白石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,其中两条最重要,一是他没有膨胀的物质欲望,生活节俭,自足于温饱小康,有充分的精力与闲暇进行艺术探索;二是他始终保持着人格与创造的自由,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市场,而不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。当然,卖画卖印对齐白石的艺术也有负面作用,这主要是卖画数量过多,为了卖画之需,即便没有兴致也画,不想画的也画,不免出现气力疲乏、技巧不精和大量重复之作。在历代中国画家中,这种现象是很难避免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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